【编者按】2025年6月9日，首屈一指的国际政治惊险小说大师弗雷德里克·福赛斯（Frederick Forsyth）去世，或许标志着一个伴随冷战而兴起、属于惊险小说和间谍小说的时代最终落幕。福赛斯前后共创作了十余部长篇惊险、间谍小说，包括《豺狼的日子》《敖德萨档案》《战争猛犬》《魔鬼的抉择》《第四秘密议定书》《谈判高手》《谍海生涯》《上帝的拳头》《偶像》《复仇者》《阿富汗人》等，每一部都是国际畅销书，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，也都成为卖座大片。
喜欢弗雷德里克·福赛斯的读者遍布全世界，他是一位小说家，一个记者，一个当过飞行员的人，他还坦言自己曾受雇于军情六处。福赛斯很清楚自己的限度，他从来就没有在文体上有过什么开创性贡献，他的能力在于写一个清晰易懂的故事，明快的节奏，扣人心弦的情节安排，让人一口气读到尾——这已足够他在文学界立足的了。同时他也总是讲，自己写书主要是为了钱。
1971年的《豺狼的日子》是他的处女作，以一次戴高乐遇刺事件为主题，因为卖得好，他再也不用愁钱的事儿了。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同样赫赫有名。不过，此作的后续，次年出版的《敖德萨档案》，对他而言意义更大，因为他的“世界观”在此作中完全打开并确立下来。一个德国自由记者彼得·米勒，在二战结束了十多年后，着手调查一个神秘组织，福赛斯巧妙地把这个组织的名字设计为“Organisation der ehemaligen SS-Angehörigen”，缩写成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词语“ODESSA”——敖德萨。
他把一个看似离奇的构想写成有理有据的故事。灵感来源，是因为看了一篇1967年7月的报道，报道里提到一些关于纳粹覆灭后，那些逃亡的纳粹分子的消息，消息来自那位有名的“纳粹猎人”——满天下搜寻追捕纳粹分子的神人西蒙·维森塔尔。消息本身虚虚实实：关于阿道夫·艾希曼逃亡阿根廷的事儿是真的，因为艾希曼早在1962年就被引渡回以色列受审处决，而另一些纳粹分子跑到美国，参与太空计划，还有一些隐姓埋名，留在德国。这些人，未必忠于之前的党派和事业，具有半独立性，“敖德萨”正是他们用来确立彼此身份的代号。
而在福赛斯的书中，向维森塔尔透露这些秘情的人，是一个不可靠的证人，他也有自己的利益诉求：想要攫取纳粹党徒存在瑞士银行里的大笔财富。福赛斯看到那篇虚虚实实的报道，从中了解到维森塔尔和他的虚虚实实的行动理由后，十分坚定地编成了一个确凿的故事，他给“敖德萨”组织加上了一个政治目标：推翻新生不久的犹太国家以色列，并且让彼得·米勒入手调查后，很快遭到追杀。
福赛斯写得很快。《豺狼的日子》只写了35天就完成了，一炮而红之后，出版商敦促着福赛斯趁热打铁。那个年头的出版业正是一台兴旺运转的机器，福赛斯这样眼疾手快、脑筋灵活的作者，不成名都说不过去。他在新闻方面的直觉，以及叙述故事的能力，在《敖德萨档案》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他把故事的开端设定在了肯尼迪遇刺之后，有点距离感，但又很真实，那些悬疑的片段细致入微，而且极为专业。比如说，米勒躲过了一次汽车炸弹暗杀，原因是他驾驶的那辆捷豹XK150的悬挂系统很紧，刚好卡住了炸弹，使它失效。福赛斯写来，就好像他真的把炸药安装在那个型号的车上，确认它的确不会爆炸一样。
《豺狼的日子》
弗·福赛斯 著
上海文艺出版社·读客文化2019年5月版
这样的细节，使得再挑剔的读者也会解除武装。在《豺狼的日子》里，那位打算刺杀戴高乐的杀手“豺狼”，事先踩点时的场景，使人不禁会怀疑福赛斯自己去细细地查探过现场：
“豺狼轻轻地关上门，插好门闩，走完最后半段楼梯后便到达了第六层。在这一层过道的尽头有一道质量差一些的楼梯通向阁楼。在过道里有两扇门分别通向两套面向天井的房间，另外两扇门通向楼房正面的房间。他的识别方向的能力使他知道这两套楼房正面的房间都有窗子，可以俯视雷纳街，或是侧视广场以及远处的车站的前院。这些窗子就是他在下面街上观望已久的。
他看看这两扇门上在电铃按钮旁的姓名牌，一块写着贝郎瑞小姐，另一块则写着夏里埃先生和夫人。他静听了一会儿。但是两间房里都没有声音。他检查了一下门锁，两扇门上用的都是弹簧暗锁，非常结实。这种锁是法国人最喜欢用的，他们用了这种锁会有一种安全感……”
引人入胜的小说往往是精确观察和叙述结合专业度。小说体现了福赛斯的全知全能，他懂情报工作，懂媒体，懂政治格局的“前世今生”，懂军事国防，懂航空技术，懂远洋海商……1960年代，他还有一段在尼日利亚东南部比夫拉当记者的经历，那个地方被一批分离派割据，但没有建国，福赛斯对这里的环境了如指掌。在《敖德萨档案》之后出版的《战争猛犬》中，有像这样的段落：
“铂金是一种金属，与所有金属一样，它也有自己的价格。价格基本上受两个因素控制：铂金在国际工业欲完成的某些工艺中的不可或缺性，以及铂金本身的稀有性。铂金非常稀有。除了生产商保密的库存产量外，世界每年的总产量略高于150万金衡盎司。”
因为小说里的主角想要杀死一名非洲的独裁者，为的是取到此人国家的铂金矿产，故而福赛斯堆砌了大量的相关知识。那些对惊险小说这一“类型”本身看不上眼的人，在《战争猛犬》面前，对于他对一些最精细的知识的精通无话可说，而转去吐槽像上述段落透出的一股专业期刊的味道。福赛斯貌似就原样摘了那些期刊的文章。的确，他在植入这类知识时，往往是不太艺术、不太圆润的，这也是类型小说常见的缺点。
在选择反派人物方面，福赛斯也需要动足脑筋，一旦没选好，他就可能被控诽谤。在写《敖德萨档案》时，纳粹早已随着战败而被批臭，因此反面人物合该是纳粹分子。福赛斯选择了爱德华·罗施曼，他是著名的“里加屠夫”，1943年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主导了犹太人大屠杀，福赛斯写书时，他正逃亡在阿根廷，背负了一个反人类罪的罪名。福赛斯显然从1962年的艾希曼受审中看到，南美会吸引纳粹分子，在那里他们有更大的机会得到匿名的保护。
《敖德萨档案》
[英]弗·福赛斯 著
黄山书社2012年7月版
福赛斯在书中让他担任最大反派，并说他已以“弗雷德里克·瓦格纳”的假名加入阿根廷籍，这个做法颇可见“富贵险中求”的信念。出版商也是精明得很，他们在宣传此书时，打出的广告是“书中的许多人物真实存在，其他人物则真假不明”。宣传效果是很好的，这本书不到5年，就卖出了百万册以上，紧紧追赶《豺狼的日子》的销量。
《敖德萨档案》的出版时间也称得上“时来天地皆同力”。1972年五六月间的慕尼黑奥运会，发生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下属秘密武装绑架以色列运动员、警方营救失败的“慕尼黑惨案”。虽然这只是巧合，可是福赛斯“紧跟时代”的特色一直没有改变过。1990年后，他立刻写出像《上帝之拳》这样的海湾战争主题惊险小说，1996年出版的《间谍先生》，切中了人们对苏联解体后的“真相”的关心，写了一大批利用社会急转中饱私囊的窃国之人。2001年“9·11”之后，他的新故事都围绕消灭恐怖分子的行动展开。奥萨马·本·拉登代替了之前的萨达姆·侯赛因，成为大魔头，不过他们可不会在最后对决中出场，否则就太假了；实际出场的都是他们的代理人——他们都是随着情节开展逐渐脱颖而出的。
福赛斯和他的小说都问世于一个“大时代”，那个时代的主流叙事是冷战，是两大世界级豪强的对峙，而冷战又是二战、纳粹暴行和大屠杀的后续。他的部分故事，像是《豺狼的日子》和《敖德萨档案》，都写在故事实际发生时间的十年以后，看起来很像是经过调查，经过熬时间，相关真相一一浮出水面后才写成的。就像把矿产开发的知识搬入《战争猛犬》一样，他在如2006年出版的《阿富汗人》这样的小说中，也会大段地叙述早已成为往事的历史事实，如苏联1980年发动的阿富汗战争，有如接触过了什么解密档案一般；但他更有一些小说具有前瞻性，比如《间谍先生》的出版，就打破了西方人对俄罗斯可能正享受“和平红利”的错觉。
当然，从福赛斯写小说的才华和风格，都可以追溯到他做过正牌谍报人员的经历。正因此，他对20世纪西方世界最著名的叛徒——一群被称为“剑桥五人组”的人，为首的是从英国特工投身苏联当间谍的金·菲尔比——极为痛恨。1994年，美国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官员奥尔德里奇·艾姆斯被揭露长期从事通俄活动，遭到逮捕，被控犯有间谍罪，福赛斯闻讯十分高兴。在《间谍先生》里，他用了很大的篇幅，写这名叛变间谍对于情报机构的破坏，他至少导致了10个美国特工在苏俄被处决。直到今年6月，86岁的福赛斯去世时，84岁的艾姆斯仍在终身监禁之中。
福赛斯对中央情报局一向是很有意见的，认为它过于傲慢，一直对英国的情报机构颐指气使，却后知后觉地意识到，自己内部也出了叛变之人。为此，他在《间谍先生》中脱离了故事主线去说艾姆斯事件，是发泄心中的不满。在“9·11”之前，他写过文章谈塔利班的情况，他认为，西方人仍然沉浸在冷战结束后的“历史终结”情绪里，而情报机构则仍然把目光紧盯没落的大敌俄国，对来自其他地方、其他文化体系的敌意缺乏警觉。
但在“9·11”之后，福赛斯的态度变了。之前他总忍不住要嘲讽中情局的自大、莽撞，现在他对美国无比同情。他试着写自己很不擅长的、包含众多电脑程序操作细节的情报故事，因为他认识到，美国情报机构需要保卫一个比英国面积大得多的国家，他们大量的工作不得不依赖枯燥的技术手段。新世纪之后，福赛斯在美国的名声大大超过了另一位间谍小说大师约翰·勒卡雷，因为勒卡雷一直反美，态度在“9·11”之后还更为强硬。勒卡雷是个政治自由主义者，福赛斯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保守派。
虽然坚决站在英美捍卫自身安全的一边，福赛斯在写反派的时候，还是很聪明地把他们和正统教义区分开来。像是在2006年的《阿富汗人》之类的作品中，那些坏蛋都是机械地执行了他们认为的宗教教义的人，他们的存在并没有给他们的信仰本身抹黑，福赛斯成功地（当然也是不无套路化地）把他们写成“世界之癌”，无论他们的行动多么有情可原，都是应该除之而后快的。
《阿富汗人》
[英]弗·福赛斯 著
同心出版社2013年12月版
今日的俄罗斯和乌克兰仍在交战，但世界观众们只能通过不时闪入眼帘的一条标题、一个画面，来得到一个提醒。战争，在刚发生时还是一场让人惊呼“世界越来越坏了”的灾难，然后，就渐渐成为一个“小众”话题，一个像是类型小说一样，只有关心的人才会关心并追求成为专家的话题。而早在1979年，福赛斯出版的《魔鬼的抉择》，就把乌克兰问题推到了读者面前，在这个故事里，两个暗杀克格勃高官的乌克兰自由战士，劫机逃离苏联后，被关押在了西德的监狱里，此事又引起了恐怖分子劫持油轮，而当时的国际背景，是苏联即将和美国签署核不扩散条约，苏联提出以索要这两名乌克兰人为签约条件，德国又想要满足苏联人，又在英国、荷兰的压力之下不敢这么做，因为油轮若被沉没会引发环境灾难，同时，以色列也插手进来，要接管那两名乌克兰人——因为他们本身是犹太人。
虽说情节乃虚构，可是福赛斯对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做了很好的呈现。那些实施恐怖行为的人，都有他们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，甚至值得同情，但两个大国之间的核和平，两名政治犯的生命，还有北海环境亟待保护，这三项都是正当的利益，却彼此牵制，不可能兼得。福赛斯把故事构造得足够曲折，虽然最后还是要走惊险小说的路子，让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对决，可是，读过这本书或是这类书的人，也许不再会轻易就政治问题的是非表态了。
福赛斯前作里写到的人物，会在后作中重出江湖，同样的人物，在不同作品里的关系会变化。不过，“9·11”之后的他也的确放弃了早期作品里的一些复杂化的取向，转而明确了他的保守立场，那就是，美英及其盟友们，应当授权特种部队去追捕那些绝对的恶势力，如南美洲的毒枭之类不受国际规范约束的“恶棍”。以他的眼光来看，地缘政治是个过于复杂的东西，他自己，作为一个前职业间谍，就是这部复杂无比的机器的一部分，然而进入21世纪后，在一种极为琐碎化的信息政治环境里，尊重这种复杂性，势必要把人弄得疲惫不堪，困惑重重。
《豺狼的日子》和《敖德萨档案》都引领了潮流，无数的追随者给惊险小说、“纳粹反派小说”“伪造身份证件小说”等各种类别添加了新品。在1980年代，他的《谈判专家》《第四秘密议定书》里的人物则更加立体一些，福赛斯会为他们及时添上内省。但到了最后几部作品里，福赛斯的人物的形象就明显比以前更扁平了，他的个人精力毕竟已过巅峰，进入21世纪以后，惊险小说这一类型的能量，在间谍、大国博弈、地缘政治这类题材里也渐渐退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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